“為了省錢，每頓飯都自己做，朋友聚餐基本不參與?！?/p>

“一年買衣服不超過100元，除了貼身內(nèi)衣，其他都是閨蜜們不要的衣服?！?/p>

大學畢業(yè)九年，一個名叫王神愛的女白領(lǐng)，每月工資的儲蓄率都能高達90%以上。

豆瓣上遍布著各種省錢小組，如摳門女性聯(lián)合會、摳門男性聯(lián)合會、喪心病狂攢錢小組……但那里的豆友們，都愿意將王神愛尊稱為“摳神”。

與其他人省錢時的內(nèi)心掙扎不同，“摳門”帶給了王神愛極大的幸福感和滿足感，只要自己多花一分錢，她就會渾身難受。

用王神愛自己的話來描述：

每次自己走在商場里的步行街，當看到那些琳瑯滿目的奢侈品店，她覺得那就是布滿兇光的“鱷魚池”，隨時都可能撲出來吃掉她。

王神愛絕非物理意義上的“躺平”，崇尚極致省錢的王神愛，其實是一個囤房愛好者。

她用省下來的錢已經(jīng)在南京購房，第二套新房的首付達一百多萬。

在王神愛的眼里，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，能帶給自己絕對安全感的東西：只有買房。

1

王神愛的“不安”

二戰(zhàn)后，歐洲人民的物質(zhì)生活極大改善，但許多人依然保持了囤積面包的習慣。

哪怕這些面包根本無法吃完，每次放冰箱里都會逐漸腐爛，但歷經(jīng)過戰(zhàn)爭炮火的這代人，依然樂此不疲地囤積各種生活資料，直至最終去世。

有心理學家發(fā)現(xiàn)了這一現(xiàn)象，將其稱之為“戰(zhàn)后創(chuàng)傷應(yīng)激障礙癥”。

事實上，個體的精神創(chuàng)傷應(yīng)激障礙，不僅會發(fā)生在戰(zhàn)場，也可能會出現(xiàn)在一個人的童年。

王神愛的童年家庭生活，其實不亞于一場爭奪金錢的殘酷戰(zhàn)爭。

在很小的時候，媽媽就告訴王神愛賺錢不易，每次給她零花錢時，都會把錢直接扔在地上，讓她去撿。

王神愛每花一分錢，都需要低一次頭。

為了減少要錢時這種屈辱的體驗，王神愛便逐漸養(yǎng)成了存錢的習慣，到小學六年級時，王神愛的存錢罐里已經(jīng)有約1000元的存款。

王神愛的家庭經(jīng)濟情況并貧困潦倒，事實上，父母兩人都有工作，但平時喜歡存錢的母親，每次都會把錢放在冰箱的冷凍柜中保存。

日積月累，冰箱里的錢積少成多，等到家里需要買房時，母親直接拿出積蓄一次性付清全款。

據(jù)王神愛回憶，媽媽的金錢觀念，其實也是來自于外婆。

王神愛的媽媽在年輕時，曾經(jīng)為做新衣服把錢存到一個小箱子里，可是這個箱子最后卻被外婆撬開，把所有錢都被拿走了。

自此，母女三代都養(yǎng)成了攢錢的習慣。

小時候的王神愛，只能住在院里的一個小帳篷里，每逢刮風下雨，她都擔心這個“家”有散架的危險，于是，攢錢買房便成了她從小到大的生日愿望。

剛上大學，王神愛就開始打零工賺錢， 她將每個月的兩千塊收入都積攢下來，大學剛畢業(yè)，她就用所有積蓄給自己買了一套小房子。

無力改變水漲船高的房市環(huán)境，王神愛能做的，就是生活盡可能的省，買房盡可能的快。

再后來，她發(fā)現(xiàn)了豆瓣“摳組”，便開始把自己的摳門經(jīng)歷分享到組里。

她將自己的生活原則總結(jié)為奧卡姆剃刀原理，即“如非必要，不增實體”。

奧卡姆是14世紀的英格蘭邏輯學家，他在《箴言書注》2卷15題說：“切勿浪費較多東西去做，用較少的東西，同樣可以做好的事情?！?/p>

這被后來的人們總結(jié)為“簡單有效原理”，也被無數(shù)信奉極簡主義的人奉為圭臬。

事實上，王神愛忽視一切體驗的摳門生活，并非極簡，甚至有些極端。

從上學到上班，王神愛從來不買水，都會蹭學習或公司的純凈水喝；出門基本靠走路，遠一點就坐公交車，遇到瓶瓶罐罐還可以撿回來賣錢；日常生活用品就在各大APP上薅羊毛，一點一點攢積分抽獎?chuàng)Q取。

假如，房價沒有那么高呢？

假如，王神愛不用還房貸呢？

那么，王神愛的生活還會“極簡”嗎？

昨天，有一條熱搜登頂微博第一，叫做“80后夫妻3個月工資全款買房”。

35歲的田丹丹是兩個孩子的媽媽，這些年，她和丈夫種過地、趕大集擺過攤，最后都無疾而終，還因工作忙碌錯失了陪伴孩子的機會。

兩年前，夫妻二人來到黑龍江鶴崗當外賣騎手，用3個月工資全款買下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，把一雙兒女接到身邊。

田丹丹說：“一家四口在一塊了，現(xiàn)在挺幸福的，工作家庭都可以兼顧，孩子的成績也提高了。”

在大城市體面地窮著，還是在小城鎮(zhèn)孤獨的富著，對當下的年輕人來說，這是個問題。

就好像，我們也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定義王神愛。

她毫無物欲，她又充滿物欲；她超脫世俗，她又深陷世俗；她很貧窮，但她又很富有。

在這個思潮碰撞的消費社會里，我們看似來去自由，其實內(nèi)心都被房價牽絆。

王神愛看似拒絕消費，實則也是當下高房價的埋單者。

田丹丹游蕩漂泊許久，最終在“網(wǎng)紅城市”鶴崗定居。

每個人最終的人生選擇，似乎都離不開房子。

2

后消費社會的年輕人

2018年，日本管理學宗師大前研一的《低欲望社會》引入中國，自此引爆熱議。

在書中，大前研一歸納了當下日本青年的亞文化族群：

有社交恐懼宅在家中的“御宅族”；有滿足于眼前稍縱即逝的美好，沉溺于對人生沒大用處的美食與自拍之中的“小確幸”；也有既不學習，也不工作，整天無所事事的“尼特族”。

事實上，這些日本社會族群在國內(nèi)都能找到真實參照：

御宅族就是快樂肥宅，小確幸就是佛系青年，而尼特族就是躺平文化。

大前研一眼中的“胸無大志”“喪失物欲和成功欲”“一部手機就代表了生活”，不僅是當下日本低欲望社會的文化典型，其實當下東亞各國年輕人面臨的普遍生活困境。

2020年，韓國綜合出生率降到了0.84的冰點，并且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。

這也就意味著，在過去的15年里，韓國政府為鼓勵國民生育，投入的約1.2萬億元人民幣的財政預(yù)算，基本全都打了水漂。

韓國的年輕人為什么不想生孩子？

答案很簡單：沒錢，沒時間，也沒心情。

近半個世紀以來，韓國社會的大量財富流入房地產(chǎn)，因此不動產(chǎn)替代薪酬成為了決定經(jīng)濟階層的最重要因素。

即便年輕人獲得了穩(wěn)定的職業(yè)，面對昂貴的房價和房租，無能為力的工薪階層只能蝸居在大城市的半地下和閣樓里，被稱為“房地產(chǎn)貧困階層”。

△ 電影《寄生蟲》劇照

在現(xiàn)實的重壓之下，“逃避”成為了當下韓國年輕人的重要選擇。

他們逃避奮斗，逃避婚育，也逃避現(xiàn)實，被稱之為“五拋棄世代”，即放棄戀愛、交友、結(jié)婚、購房和生育。

1995年，韓國30～34歲男性中的未婚者比例占7%，到2015年則直接猛增至33%。

近年來，韓國大火的影視劇，如《1982年生的金智英》《燃燒》《寄生蟲》《魷魚游戲》等等，無一不是傳達對現(xiàn)實社會階層固化之后，對當下年輕人生存帶來重壓和毀滅。

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這些韓國影視作品，之所以能夠在世界范圍內(nèi)頻頻獲獎或打破紀錄，其根源在于最廣泛且堅實的共同消費社會語境。

△ 電視劇《魷魚游戲》劇照

自20世紀福特主義生產(chǎn)方式促進消費主義文化形成至今，從西方到東方，我們都經(jīng)歷了工業(yè)社會到消費社會的轉(zhuǎn)型，從消費社會到深度消費社會的發(fā)展。

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曾將日本消費社會劃為四個階段：

第一消費社會（1912～1944年）：日本處于工業(yè)化和城市化早期，人們崇尚“西式生活”。

第二消費社會（1945～1973年）：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后經(jīng)濟復(fù)蘇和高速增長期，民眾逐漸實現(xiàn)了美式生活。

第三消費社會（1974～1995年）：穩(wěn)定增長期和泡沫經(jīng)濟期，在80年代進入“高度消費社會”，購買欲旺盛，海外旅行興盛，開始追求高檔名牌。

第四消費社會（1995至今）：泡沫經(jīng)濟破滅后“失去的二十年”和緩慢復(fù)蘇期，人們崇尚返璞歸真的“簡約消費”。

△ 日本電影《小偷家族》劇照

從無到有，由盛轉(zhuǎn)衰。

人類社會的發(fā)展路徑互相影響，彼此借鑒，最終也形成了相似的生命周期。

在經(jīng)歷過社會經(jīng)濟蓬勃發(fā)展的五十年后，日本和韓國相繼進入了后泡沫經(jīng)濟時代。

對于韓國的年輕人來說，他們再也沒有像父輩那樣創(chuàng)造“漢江奇跡”的機會，在殘酷的學業(yè)內(nèi)卷之后，只剩下遍地“零工族”和“五拋棄世代”。

日本年輕人則對父輩們因泡沫經(jīng)濟破滅后，從此背上的沉重債務(wù)感到畏懼，他們無法認同用一輩子的工作去還債的生活模式，各種“斷舍離”和“平成廢宅”的思潮便悄然興起。

3

當消費冷卻之后

2015年，一個名叫馬佳佳的女孩，做過一篇名叫《絕望的大學生》的演講稿。

在演講稿中，她用過來人的口吻告誡大學生：

“單方面省錢，會變得越來越窮，因為沒有交換，流通性也越來越弱。我從來就不是一個省錢的人，我一個月掙8000的時候就至少拿5000出去social，然后慢慢我變得一個月掙八萬了。我卡上有八十萬的時候，就定了一張100萬的車，但我是不是就變窮X了，不會啊，我身邊有人有事有資源，拿到車以后，我已經(jīng)有200萬了。每花一筆錢，都是為了撬動更大的籌碼，去進入更大的流通?！?/p>

（聽懂掌聲。）

有那么幾年，“馬氏雞湯學”風靡全世界，這里的馬家人，當然不光只是馬佳佳，還有馬凌（筆名咪蒙）。

她們不以事實為根據(jù)，而是以情感為導向，鼓勵人們打破現(xiàn)有秩序，攫取更多財富。

這樣的毒雞湯之所以受人追捧，莫過于切中大眾內(nèi)心深處的渴望：底層渴望顛覆，窮人渴望暴富。

但很快，風向變了。

從2016年的“葛優(yōu)躺”到2017年的“佛系青年”，從2020年的“內(nèi)卷”到2021年的“躺平”。

尤其是進入到后疫情時代，人們褪去了往日的盲目狂熱，就連雙十一都變得愈發(fā)克制理性。

毫無疑問，我們正處在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。

十年前，在微博炫富的網(wǎng)紅郭美美，如今因為賣違禁藥品再度入獄。

十年前，廣州恒大隊創(chuàng)造了44場聯(lián)賽不敗紀錄，提前四輪獲得中超聯(lián)賽冠軍，如今的恒大集團已是債務(wù)纏身，四面楚歌。

狂熱消費主義的風潮，總會隨著一次次野心的脹破而逐漸散去。

在當下，無論是因買房而成為“摳神”的王神愛，還是一家四口選擇定居鶴崗的田丹丹，每個人都在重構(gòu)自身與消費之間的全新關(guān)系。

有人負債，有人存錢，有人躺平，有人揮霍。

但在生活的壓力之下，那些鼓吹極端消費的主張，最終都會不攻自破。

50年前，韓國時任總統(tǒng)樸正熙在訪問德國尋求投資時，曾特意去看望在德國工作的韓國礦工。

當時，他緊緊握住同胞的手，哽咽著說：“我們一定要過上好日子”，正是擺脫貧困的民族渴望，激烈著一代韓國人不懈奮斗。

如今，韓國國民人均收入超過3萬美元，已經(jīng)正式邁入到發(fā)達國家的行列。

但今天的韓國人卻似乎失去了繼續(xù)奮斗的動力，也不認為自己真的“過上了好日子”。

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“闌夕”（ID：techread），作者：小滿，36氪經(jīng)授權(quán)發(fā)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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